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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18年第10期|陈世旭:贵族范儿

来源:《上海文学》2018年第10期 | 陈世旭  2018年11月01日07:09

听说又有机会参加笔会,韩昕着实兴奋了一阵。

韩昕初中毕业下乡插队,晚上趴在草铺上做些不着边际的文学梦,后来好不容易进了县文化站,娶妻生子,日子过得拮据,看别人写小说来钱,也跟着玩命。居然闹出了一点响动,给调到省城当专业作家。却又很多年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眼见得就江郎才尽了。

之前,韩昕只参加过一次笔会,有位作家临时来不了,让他凑数。那次,一个记者在采访完成后,偶然发现漏了他,很抱歉,说真不知道他。他自然很失落,但心里不能不承认:他的确不在读者的视野里。他对自己的写作状态再清醒不过:属于一壶水烧出了一点响动却永远不开的那种。他写的那些既不靠宣传品的谱,领导部门看不上;市场上又没有发行量,读者也不买账。就是在圈子里,也上不了排行榜、进不了若干强,评家不评、选家不选、出版社不出。只是写作已然成了职业,也是从小就觉得还有点趣味的事。至于有没有人看,看了说好说歹,就懒得操心了。文坛上出国、笔会之类风光的事,他从不作指望。让人关照上了,受宠若惊,欣欣然;没人关照,也心安理得,安分自在。

很多年前,韩昕身边的许多朋友纷纷背井离乡,往特区谋职,有人在做决定前征求他的意见,他眼也不眨就说:还犹豫什么!不为自己想也该为家人想啊。不久前偶然遇见几位早年南下的朋友,听说他还在写小说,惊叫起来,为他抱屈。说以你的能力当初要是出来,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依旧留在温饱线上。他们而今最不济的都买了车置了房握了大把股票。

韩昕为他们高兴,却无悔意。他知道他们的财富起码不会是马路边捡来的。也许是出于礼貌,他们对他的能力估计过高。且不谈创业打拚的辛苦,仅仅是想到一旦换个地方必然要搬家这件事,他就会立刻打消一切非分之想。

其实,这么多年,韩昕做其他职业选择的机会还是多的。不搬家出远门也未必没有写作之外的致富方式。他有个朋友是开广告公司的,常让他参与策划设计。他的参与全凭兴致,不取分文。次数多了,朋友颇不过意,建议他或加盟或干脆自立门户,能不能暴富不保证,但至少来钱会比现在这样写小说多得多,也快得多。他笑笑,没有下文,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哪有点落魄。

一种生活方式既成习惯,要改变是太难了。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惰性十足的动物。早年看过俄国人写的奥勃洛莫夫,当时没太看懂。现在想起来,除了不是贵族,他简直就是那位著名的俄国懒虫的中国版。

韩昕绝对安于自己的这种惰性,一个人对自己不抱太大的期望,自然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他甚至想:现代型生活固然美好,但享受它却是一种能力。日日美食,夜夜笙歌,没有非凡的肠胃和精力,纵然富可敌国,也只能徒呼奈何。

只要没有外出旅行,韩昕几乎所有的日子都锁在门后爬格子。很多年下来,许多人以为他蒸发了,或是觉得他成了幽闭的苦行僧。这一次笔会前,一个香港艺人跳楼自尽,笔会组织者中的一位好心朋友受了触动,想起让韩昕凑数,并且特地在电话里反复规劝韩昕“出来散散心”,听口气,似乎认定韩昕患了抑郁症,韩昕越说没有,他越觉得有。韩昕只好缄口,随他长吁短叹。

韩昕所以特别高兴,是因为这次笔会里有曹不兴。

因为生性拘谨,韩昕从来不敢跟名人套近乎。对曹不兴,他只是打心底里仰慕。

在当代文坛,曹不兴的名字并不是最响亮的,韩昕认的是他的深刻。看过他的小说,韩昕觉得自己浅薄得简直就是个泡沫。

曹不兴的文字有一种强烈的苦难意识,作家背负着命运的沉重十字架,用苦难书写出生命的深度。即使贫病交加生不如死,也没有放弃思考生活的权力。作品对肉体痛苦与灵魂拷问的描写是那么揪心,血性、良知、正义和梦想的光芒是那么耀眼。曹不兴在他的文学讲演中总会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每次都会强调:已经写出的那些其实算不了什么,他最想写也一定会是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韩昕觉得,就凭这种自我认知,曹不兴也超过了与他同时代有着相似经历的作家。

这次要见到他本人了!韩昕想起来心里就一热。

韩昕下了飞机,见到接站的人就问曹不兴老师有没有到,听到肯定的回答,心居然“别别”跳起来。

这趟飞机到达的时候是半夜,想着明天早上就能见到曹不兴,在宾馆入住后的韩昕睡得很踏实,居然没有听见叫醒电话。等到忽然惊醒,胡乱漱洗,匆匆去到早餐厅,正赶上曹不兴在侃侃而谈。

悄悄打听,知道曹不兴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叫“贵族范儿”:早上起来,穿着睡袍,有人用茶托子端来清水,等着你漱过口,再端来热咖啡、小点心,顺便带来当天的报纸。你呷一口咖啡,放下,两只指头拈起一块小点心,喂进两片嘴唇张大得刚刚好的夹缝,开始看报。报纸不是随便打开就可以,那是街边的老头。怎么打开报纸最是重要。

曹不兴说着,右手攥住报纸的一角,像打开折扇一样朝左边“啪”地一甩,报纸随之展开。

“这才叫一个贵族范儿!”

陈学良吧嗒嘴赞道。他的名字跟张学良相同,这让他觉得跟民国那阵很接近。他知道曹不兴的祖父是清代举人,曹家是几辈子的官宦人家。作品和名气就不用说了,便是曹不兴的咳嗽,他也觉得透着世家气息。

韩昕在一边默默打量。跟事先的想像差不多,曹不兴果然是气度不凡。

坊间关于曹不兴的绯闻满天飞。说祖国大地到处有他的家,包括香港澳门。这头一个女人依依不舍送他上车,那头一下车就有个女人迫不及待扑进他的怀抱。他甚至常常趴在一个女人身上打电话跟另一个女人约会,说得有鼻子有眼。这很正常,绯闻是名人的标配。名人没有绯闻那还叫名人吗?

像曹不兴这样的大叔,是最招惹文学女青年的。除了有名有钱有品位,还有形象。按算他早过五十岁了,依然可以用帅气形容:修长,匀称,毫无赘肉和油腻。这样的身材足以完爆许多年轻人。结实的体格,眼睛明亮,笑容灿烂,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头发是检验型男的标准,尚且浓密一丝不乱的头发更是帅出了高度,隐约可见的几丝白发透露着成熟的气息,男性荷尔蒙爆表。自信让他忘记了年龄,少年般的热情勃发,精力充沛,让人相信,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哪怕年过半百也照样光彩迷人。上帝很公平,把大苦大难给一个人的时候,也把不凡的才华和气质给了他。

谁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作为一个名作家,曹不兴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在拚命写作,真不知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抵御地心引力和岁月侵蚀的。

时间积累了阅历,阅历沉淀了气质。温和,优渥,事业有成,荣誉和财富集于一身,这样的大叔,简直不给年轻人活路。和曹不兴相比,四十出头的韩昕感觉自己更像年过半百。

上午的日程是参观开发区。曹不兴出了宾馆大门才发现没穿外套,说,人下来,衣服落房间了。众人还没怎么明白,姚舒立刻就接嘴说:“不是衣服下来,人落房间就好了。”

姚舒在文坛正当红,心情好,人本来就爽快,一群人里,老远就听见她嘻嘻哈哈的笑声,一张刀子嘴,反应和语速极快。

工作人员小丁说,园区的树还没长大,道路暴晒着,阳光热辣,根本用不着外套,但曹不兴说:“不可以的。麻烦你跑一趟。”

小丁取了外套下来,曹不兴郑重穿上,走到宾馆大堂的镜子跟前整理了一番,这才动身。

“贵族挺累的,看曹老师这讲究。”姚舒呵呵笑道。

大家等着曹不兴第一个上车。他昂首阔步走近中巴,一弯腰钻了进去。陈学良紧跟在他后面,挨着他在前排的领导位子坐下。

四月的天空瓦蓝瓦蓝,没有一点杂质,云朵一团一团的,白得耀眼。前面一辆车也没有,马路又宽阔又明亮,绿树和楼群唰唰后退,车子好像直入蓝天白云,开车的和坐车的都特别畅快。

“我这次出来前,发了一条微博:‘我要去边疆了。’立刻就有人跟帖:‘天哪,连边疆你也跟我争!’”

坐在最后面的姚舒说完大笑,喘不过气。

跟姚舒同座是出道不久的蔡月霞,永远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一上车就开始絮叨,说自己如何深受失眠之苦,一晚吃多少颗安眠药也不管用;在家里如何不会做饭,不会针线活,不会洗衣服,开车出门就回不来,等等。照采风团的简介,她当专业作家之前一直在农村生活,应该不至于这样金枝玉叶。姚舒脱口说:“你直接说你是大作家就好了,用不着这么费心绕弯子。你肯定以为城里的大作家女作家都是要失眠的都是生活上很弱智的是吧。”

蔡月霞要是知道陈学良在前面怎样议论她,就不会这样辛苦秀小可爱了,“女人一过四十,基本就没有性别”。

陈学良说:“上礼拜在北京,跟情人约会,绕着紫禁城聊到半夜。”

“绕着紫禁城,还聊到半夜?什么人啊,这么磨人。”曹不兴漫不经心。

“同行,绝对美女,素质跟颜值一样高,我们无话不谈,唐诗啊,宋词啊,明清小说啊,”陈学良说着,吸了一下流出嘴角的涎水,“还有老庄哲学。”

曹不兴说:“此事与哲学无关。劝你一句,可以风花雪月,不可以卖弄风花雪月。”

“那是那是,让曹公见笑了。”

陈学良口口声声喊曹不兴“曹公”。盖因喊“曹老”显老,喊“曹公”显派。

韩昕很看不上陈学良的酸不拉唧。那番话明显是想打击后面的两位女士,挺无聊的。昨夜他们住同一间房,陈学良一直在给姚舒打电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我一见你心就乱了,想跟你聊聊,行行好,发点善心,就一点,一点点就行,我决不贪心,末了赖不拉唧地直接问:“我可以需要你吗?”

那边显然摔了电话。陈学良板着脸,微皱着眉头,盯着再不出声的话筒自言自语:“我靠,装什么淑女,笔会不就是来找艳遇的吗?”

陈学良的严肃跟下流成正比。永远板着脸,微皱着眉头,似乎思考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不管什么话题,他说起来都是郑重其事、语重心长的样子。

韩昕跟陈学良并不熟,上回他头次参加的笔会也有陈学良,之后从没有联系。陈学良眼里很少有看得起的人,总是一副睥睨的神态,对谁都爱理不理,只喜欢黏曹不兴这样的名人。一队人里只要谁风头最劲,他就是那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一呼一应。所有的采访,他都紧挨着人家蹭镜头,决不落下。他是影视圈的,有极强的镜头感。论写作路数,他跟曹不兴完全是两码子事。他写的都是宏大政治颂歌,经常在各种媒体痛斥文艺界的道德沦丧、人文溃败。收入就更不必说了,同行的作家显摆房产私家车之类他觉得特可笑。对他的甘居曹不兴下风,人多不解。他倒是实在:“歌颂和痛斥是工作,出名和赚钱是生活。”影视剧本在好莱坞叫“脚本”,他就是个“脚本”写手,曹不兴才是作家。作家是什么?是社会良心!这些话让韩昕对他多少有一点好感。

近些年兴起的这种笔会,跟演艺明星走穴一样,名义都很堂皇:“深入”、“贴近”、“群众”、“时代”都是大词,实际上不过是让一两个有些名气的牵头,领着一帮二三流作家四处转悠,然后写个千字文交差,找来的钱除了给作家们开“稿费”和差旅费,其他就是主办方的收入。跟街上耍猴的敲着锣,让猴子们翻筋斗,向围观的人讨钱性质一样。不过作家们挺乐意做这样的猴子。一路走来,好吃好喝好住,说不定还有一出两出意外的惊喜,跟挖空心思、吭哧吭哧苦熬出来还不一定会被采用的狗屁小说、散文、诗歌比,稿费还高了多少倍,何乐而不为?这样的性价比,对老区来的韩昕几乎就是“扶贫”。他很知足,从不嫌钱少。听说有的名人让经纪人或干脆自己开口,漫天要价,而且只是去开幕式露一脸,给主办方个“面子”,也不羡慕嫉妒恨。他要是那么有名,也一样,不要白不要。曹不兴名头不在他们之下,却没有任何例外要求,这才真叫“贵族范儿”。“贵族范儿”,说那么多,其实就是不市侩,没有烟火气。

这次笔会,同行的人一个个都挺自得,各有各的风头,有拿各种全国大奖拿得手软的,有专写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传记和报告文学也成了富豪高官的,一个比一个牛。在他们面前,韩昕只有自卑,尽可能跟他们保持距离。但能近距离见到曹不兴,应该是一种荣幸,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曹不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

车子跑了小半个上午,前面忽然出现一条横幅:“热烈欢迎著名作家曹不兴一行”。

曹老师是采风团的招牌。

小丁说:“策划活动的时候,接待方首先就问有没有曹不兴这个等级的名人。”

“没有曹公,我们屁都不是。”陈学良立刻回应。

前面拦道恭候的人有几个迎面跑过来,看看车子虽然减速但没有停下的意思,说:“那我们在前面带路。”

上午的日程是文学讲座,县中学的一间大会议室早就坐得满满当当。

主讲自然是曹不兴。

曹不兴的讲演跟他的小说一样精彩。韩昕在报刊看过他的好多讲演稿。他读的书的确多,广征博引,海阔天空,犀利,雄辩,振聋发聩。韩昕觉得,曹不兴的出现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幸运。

在无数次讲演中历练过来的曹不兴,从容扳过话筒,娓娓道来。

韩昕终于有机会当面聆听曹不兴的讲演。

真是一种享受:声音像静静的流水,不高不低,不疾不徐,越是惨痛的经历,说得越是轻松;越是激烈的冲突,说得越是舒缓;越是悲愤的故事,说得越是平淡,深沉稳重里不乏妙语连珠,时而闪烁的锋芒,如同电光火石。

“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识者,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

曹不兴最后引用了清末才子诗人易顺鼎的几句话,提高声音说:“丈夫七尺,英气侠胆,睥睨四顾,前两哭尚可,第三哭就没出息了,一个男人哪能只为女人活着。”

曹不兴20世纪60年代初因为政审不合格没上成大学,给动员到乡下支援农业第一线,他去的是不毛之地,女人们都嫁到外地了,剩下是光棍汉和老弱病残,他在那待了快有二十年,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文学。一有空就读书写作,夜里给煤油灯熏得一脸乌黑。没有煤油了,就真的像古人一样,夏天靠萤火虫,冬天靠雪,把远远近近不知多少个村子凡是能找到的书都读了个山穷水尽。

韩昕不止一次听说,以往每次跟读者交流,大会演讲,小会座谈,到这里都会出现高潮,听众每每潸然泪下,群情悲伤。

但这次场面却未见意料中的起伏,底下的男孩女孩表情冷淡,几乎没有反应。

陈学良对这种老少边穷地区人的愚钝木讷看不过去,抓起话筒,大声插话:“

曹老师什么苦都吃过了,最苦的是几乎没碰过女人。人说光棍打三年,母猪赛貂蝉,可曹老师是年纪轻轻的二十年哪,同学们,你们能想像吗?”

没想到却引起了哄堂大笑。

主持人赶紧打圆场:“下面进入问答阶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请教曹老师。”

一阵沉默。

忽然有个皮肤又黑又粗糙的女生怯怯地站起来:“我有个问题,想问姚舒老师。”

“怎么是我?”姚舒猝不及防,但看得出意外的窃喜。

女生说:“姚舒老师是特区来的,能跟我们讲讲特区人怎么过日子吗?”

姚舒看看尴尬着的曹不兴,又看看主持人。

主持人赶紧点头:“请说。”

韩昕读过姚舒的一个小说集,据说是一度风行的先锋主义范本之一。跟别的先锋作家比,姚舒的智慧是照顾到了中国读者的趣味:叙述很前卫,故事却传统。主人公多是跟作者本人年龄相仿的金领、白领、洋插队和海归,职业体面、收入可观,保养精致、穿着时髦、举止高雅,在金碧辉煌的都市高楼里进进出出,有说有笑,有声有色,开派对,泡吧,法国大菜,日韩料理,名酒名茶名咖啡,高档时装化妆品,说话夹着外文单词,时不时爆出一两句文言文。当然,一片香雾云鬟、清辉玉臂的摇动下,少不了忙碌中的丢失、交际间的冷漠、心灵上的皱纹。主题是时下的热点: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生活中“放慢脚步”、“等一等灵魂”。

所有这些,韩昕都极为生疏。对于他这样一个蜗居在传统农业省份的社会边缘的读者,读这样的小说,就像一个深山里的农民头回进城,直让他眼花缭乱。

真正是一个时代过去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岁月的淘洗何其无情!韩昕这才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曹不兴那一代的写作跟今天的文坛有多么隔膜。

姚舒讲演的时候,场上的气氛活跃了许多,一双双睁大的眼睛滴溜溜发亮。姚舒刚说完,底下的举手像忽然长出的遍地苞谷。那个提问的女孩一直站着,眼睛里满是惊奇和艳羡,听到主持人问她还想知道什么,又问:“我想知道老师用的什么化妆品,脸怎么那么好看?”

场上又是一阵哄笑,还伴随着鼓掌。

这回是对那个女生的赞许。

姚舒抱着一只粉色的水杯,不时打开盖子抿一口又拧上,眼睛直视着女生那张又黑又粗糙的脸:“我的脸其实跟化妆品毫无关系。”

她的两个巴掌捂在水杯上,下巴搁在巴掌上,问:“知道里面泡的是什么吗?”

见对方困惑,她字正腔圆地揭开谜底:“玫——瑰!”

姚舒正要做进一步解说,忽然下面有个男生站起来,愣头愣脑问:“我想问个问题,老师们知道我舅舅吗?”

“你舅舅?谁啊?”

作家们笑了。

也是个哑谜。

“一个诗人,在我们这里很有名。”主持人说,又赶紧补了一句,“当然不能跟各位老师比。”

“念几句来听听。”陈学良说。

山,是把女人

从传说从苦海荡来的

猪槽船

……

经幡的影子里

母亲佝偻的背

无法卒读

……

过年的时候

一个女孩回到村里

年过完了

她带走了一群女孩

她们再没有回来

……

韩昕不知道其他作家们的反应。他走到外面,长长地吁了口气。

中午,县长陪同吃饭。是个年轻人,上大学的时候读过曹不兴的作品,很崇拜,也做过作家梦,可惜……

“可惜什么,你走仕途就对了,当作家,可没有你想像的那么风光。”

曹不兴没让县长把话说完。上午被一帮孩子晾在了一边,让姚舒抢了风头,他心里应该有点不痛快,但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依旧是谈笑风生。

县长显然知道了上午的事,赶紧转了话题,说:“下午的活动老师们一定喜欢,看看我们的古镇。”

“我不看古镇。”

曹不兴断然说,伸手拍了拍县长的肩,呵呵一笑,“我离开这种地方才几年,还不到犯乡愁的时候。小伙子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

县长愕了一下,很快就回过神来,对一直跟服务员一块站着的小丁交代:“曹老师年纪大了,不要太劳累他。你们安排一下,下午让曹老师好好休息。”

下午,上了车,发现曹不兴真的没来,陈学良笑道:“嚯,曹公就是曹公!说到做到。他是最烦什么古村古镇的。”

“这叫什么事!”

蔡月霞嘀咕。来了几天,曹不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起先她挺敬仰的,后来就有了反感,越来越看不惯他的作派。

“没事没事。”小丁说,“曹老师这样的大作家,孩子们不懂的。也是我们失职,事先没有宣传好。好在曹老师不会介意。我给他找了个盲人做保健按摩,是我们这儿手法最好的。”

姚舒大大咧咧:“曹老师是名人,难免撒娇。这是老男人的特征。”

韩昕不作声。他不想争辩,他们对曹不兴的理解太表面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酒足饭饱的专家们忽然对古旧残破的乡村有了近乎狂热的兴趣。他们上下奔走,四处呼吁,痛心疾首,捶胸顿足,要保住祖宗的遗产,保住族群的血脉,于是无数沉寂已久正在消失的陈迹重又粉墨登场。

曹不兴说得对,才吃了几天饱饭啊,就有了“乡愁”,而且是“深刻的乡愁”。

在省里,韩昕常常被人热心地领去参观“祖宗留下的辉煌”,其实就是些腐朽、霉烂的村镇街巷的废墟。有些重新翻修装潢过,更恐怖,像化过妆的尸体。有一次他趴在破裂的门缝上,看见里面的厅堂、过道满是枯草,草丛中有一口没盖板的棺材,阴森森的中堂上挂着一幅瓷板人像,一双恶狠狠的眼睛怒视着朝里窥视的人,吓得他打了个寒颤,赶紧后退。很多年,一旦做噩梦,背景总是那些残破不堪似有鬼魂出没的古镇古村古屋古巷。每当主人津津乐道“酒越陈越香”、“这里可以做拍《聊斋》的外景”、要拿它“打造旅游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背脊上总是一阵阵发凉。

这样的经济发展思维,完全建立在对传统的依赖和对“文化积淀”的膜拜上,陶醉在“传统高贵”、“积淀深厚”的自恋中,更有的人还因此对异质文化充满成见,对现代生活加以种种无知的嘲笑。可怕的是,这竟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最莫名其妙的是那些“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名人,一面享受都市的繁华,一面享受卫道的光环,把封闭和凝滞当成臭烘烘的三寸金莲欣赏,满足变态的嗜痂癖。鱼和熊掌兼得,太精明了。这样的精明根本不管那些“文化积淀”是怎样沉重的历史负担,根本不管那些处在贫困中的人们改变生存状况的渴望。好像那些人天生就是劣种,只配像蠕虫一样爬行在那些狭窄、灰暗、老旧的街巷里。而他们则可以从“文化差异”中丰富“审美”,就像鲁迅说的西方人那样,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

这类邀请,韩昕总是尽可能回避,要么说没空,要么答应了到时找借口不去。

但这次他没法回避。

县旅游局长带着一帮人早早在路口等着:“我挑了个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凡是头次来这里的客人没有不去的。就像到北京必登长城,到上海必去外滩,到西安必看兵马俑,到西藏必进布达拉宫。”

车子停在村外。百年古树,围绕着一个空旷的场子。不远的村子里,老宅第像一堆大冬天蹲在地上晒日头的老人,灰砖、白墙、黑瓦,山墙上衰草摇曳。

韩昕又一次被强行绑架进了他极力要摆脱的梦魇。

并不宽阔的门脸表达着谦抑与内敛;敞开的厅堂则显示着轩昂与豁达。外墙一边写着“忠”、“孝”,一边写着“节”、“廉”。门头上的大匾,高悬着皇帝的圣旨;门楣边的堂号,无不出于“仁、义、礼、智、信”:“树和堂”讲和为贵;“慎德堂”讲慎终追远以德为先;“文敏堂”讲敏而好学;“五桂堂”喻修齐治平……楹联尽是滥俗的格言:“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高花风堕赤玉盏,老蔓烟湿苍龙鳞”;“云蒸霞蔚德惠千璋,春露秋霜恩泽万物”……一重重堂奥,到处刻着“弟子规”、“朱子家训”之类,抬头是教训,低头是规矩,左门见“出将”,右门见“入相”,满眼满耳是亡灵的呓语。

旅游局长意兴盎然:“不知老师们有没有注意到堂前的水池,请各位猜猜,水池为何是半月型?”

姚舒抢着说:“水满则溢,花盛则凋,月盈则亏,半月是未央,还有上升的空间。”

“聪明!”

旅游局长得到回应,更来劲了,“

这里的建筑有‘三绝’:石雕、木雕、砖雕,‘孟母三迁’、‘孔融让梨’、‘桃园结义’、二十四孝图,内容无不寓意着‘孝、悌、谨、信’。看看那些雕梁画栋,一处有一处的历史,一处有一处的沧桑,走马观花未免可惜,只有住下来,慢下来,沉下心来,静下气来,才能一一领略其中的妙处,无不体现了‘礼’的思想。”

这句话让韩昕特受刺激。

“礼”什么“礼”,不就是鲁迅说的“吃人的筵席”,不就是秩序、权威与层级吗?林语堂说得更明白:自古儒门子弟往往自认有超世之学,以为这样的烂学问能造福苍生,其实个个心里想的不过是造福自己、给家族争面子罢了:哪家的老婆漂亮,哪家的子孙出息,哪家弄得钱多!至于人对人的尊重,爱和良知的互助,没人去比。中国人的“面子”这个东西,无法向外国人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是荣誉。它比任何世俗的财产都宝贵,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还受人尊敬。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什么“耕读传家”,什么“诗书继世”,说白了就是要出人头地!一个人在外面打拚,衣锦才有资格还乡。不能混上个一官半职,不能捞个盆满钵满,不能给家族置办下大屋广田,都没脸回老家了。到处都是势利眼,没当官,没发财,还敢回来,得有足够的脸皮和胆量。畏缩地夹在那些趾高气扬的“翰林第”、“大夫第”之间的寒舍里,当初的人们活得怎样压抑憋屈,可想而知。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福禄寿喜,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乡人讲究的“本事”就是“成功”、“厉害”……总之,即便自己不怎么样,至少祖宗阔过。

这些话在韩昕肚子里食物反流一样翻动,他一次次强忍着压下去。

忽然下雨了。雨洋洋洒洒,淅淅沥沥地打湿了石板街巷,也打湿了心情。韩昕抬头远远地看着村外山峰上密布的云雾,闷得想放开嗓子叫喊。

旅游局长却格外精神:“这里群山苍翠如锦屏四列,竹树葱茏犹绣帐合围,契合着传统的‘天人合一’。先贤的思想,就像遍布群山青青的翠竹,一场春雨,便万笋齐发。”

旅游局长感叹着,竟吟起诗来: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是“二代圣人”朱熹的诗。不知哪年的“胜日”,也不知老先生是否确曾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但诗中的“泗水”指孔门,“寻芳”求的是圣人之道,“万紫千红”比喻的是儒学的博大精深,将圣人之道比作点染万物的春风,则是显见的。

“行了吧,挺累的。”

要不是陈学良打断,旅游局长会没完没了。

转了一下午,肚子空了,一伙人进了宾馆直奔餐厅,见曹不兴优哉游哉地端坐在大圆桌后面:“各位大有收益啊,见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了?”

“收益个屁,累死了。”

陈学良挨着曹不兴坐下来,猛吸了口烟。

“下午没有奉陪各位并非偷懒。”曹不兴说,“祭拜亡灵,迷信传统,抱残守缺,只能表明一个族群精神资源的枯竭、思维机能的退化,创造活力的窒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积淀导致的往往是:当历史需要变革时,变革很难到来,即使有变革,也往往夭折。所有发展迟缓的地区都证明了这一点。

留着点遗迹,让后人知道自己怎样从山洞地穴一路走来,顺便让喜欢热闹的人掏钱,也就可以了。非要认为这样的文化因为悠久就最了不起、最不可磨灭、最应该发扬光大,那就荒唐了。常识就摆在那儿:如果老祖宗留下的那些破破烂烂体现的文化真是那么优秀,又怎么会有后来那么丢人现眼的衰败呢?”

曹不兴即兴发挥的这一番言论,在韩昕听来,真是醍醐灌顶。这些年一直让他纠结的一个话题,曹不兴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到底是大家!

曹不兴的思想依然那么年轻。一个经历丰富的人,诅咒和憎恨容易,从骨子里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事实上并不那么容易。而要获得一种全新的超越俗见的认知,则需要莫大的思想勇气和思想力量。

因为自己的看法跟曹不兴完全一致,韩昕心里暗暗有了一点自负。

县长因为陪同上级领导视察,匆忙赶来的时候晚宴已经散了,女作家们都回房了,男作家都在等着看曹不兴写字。

餐厅很大,餐桌之外,放了一长排写字台,准备好了一大堆纸笔,小丁忙得满头大汗:“请各位名家留墨宝。”

没有“各位”,就是曹公,曹公是大书法家。一张四尺宣,曹公写两个字,最多四个字,润笔就在五位数,供不应求。

陈学良说的是曹公,自己也抓起了笔:“我也现个丑吧。”

这一代作家因为起码少读了十年书,被鄙视为没文化,跟20世纪30年代学贯中西的作家没得比。而那些鄙视他们的人自己也不过是些把“鸿鹄”念做“鸿浩”的人。自然就有了不服,就要证明自己有文化,不但有文化,而且已经“学者化”了,文坛忽然刮起一股写毛笔字的风。韩昕参加的上次那个笔会,陈学良见人就派发的名片上并列印着“著名剧作家”和“著名书法家”,整天提着一兜子叮当作响的“金石”,夹着一卷“私家专用笔”,每到一处,见对方没安排,就问你们这里怎么连张书画台子也不设呀?见了台子,就大呼小叫“开笔开笔”,把一卷卷大白宣纸当大字报一样横涂竖抹,“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青云直上”、“鹏程万里”……铺了一地。报刊上时有专门介绍他的书法艺术的长篇论文:宋代的砚,明代的墨,乾隆年间的宣纸与湖笔,磨墨的水来自欧洲的日内瓦、非洲的尼罗河,墨迹被某大博物馆收藏,当今文坛有“北曹南陈”之称:“北曹”曹不兴,“南陈”陈学良,云云。陈学良说,笔会上他不收费,在家里他写字是张了润格榜的,给一般人写,论尺寸;写店铺招牌,论字数,看对方的面子,一字万元到几万元不等。

韩昕从小临过几年帖,没少挨老爸的板子,多少知道一点写毛笔字的门道,绝没有胆子混进展示文化修养的潮流,总觉得人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羞耻的好。

曹不兴在一边慢慢品着茶,等小丁领着宾馆的几个小女孩把笔墨纸张张罗好了,缓缓起身,走近写字台,仔细地端详一阵桌上铺好的宣纸,用镇纸把起皱的地方又小心抻平,才开始动笔。

“先给你写?”

曹不兴对恭恭敬敬站在一边的县长说。

“太好了!”县长高兴得连连拱手。

“写唐诗《登鹳雀楼》吧,祝你高升。”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屋子里只有人的气息和毛笔在纸上移动的声音。直到曹不兴直起腰来,问:“怎么样?”才爆发出一片叫好和掌声。

县长从台子上小小心心地揭起那幅字,脸兴奋得通红,声音有些发抖,对曹不兴说:“曹老师,可不可以跟您合个影?”

“行啊。”曹不兴看看那幅字,自己也很满意。

一晚上,曹不兴头也不抬,写了公家的写个人的,写了县领导的写各局领导的,写了采风团同行的写接待方工作人员、包括宾馆小女孩的,不管谁让他写,他有求必应,一点没有名人架子。韩昕在一旁静静看着,感动不已。

平心而论,曹不兴的字跟他本人一样,挺潇洒,字形也好看。他显然下过功夫临帖,只是尚未得真髓,有皮像而欠骨力,笔画柔弱,媚而无锋。但把陈学良这类到处吆三喝四、骗吃骗喝骗红包的同行,不知甩了几条街。

看看一屋子人都有了收获,个个喜出望外,曹不兴直起腰,说:“怎么样,都满意了吧?”

得到每次都一定会有的强烈反响,这才去找茶缸子。

茶缸子已经捧在县长手上了:“曹老师一定累了,坐下来歇歇。”

“我不会累的。”

曹不兴淡淡一笑。

“对对,曹老师不会累的。”

县长随身带来了一大堆曹不兴历年出版的著作,请他签名:“天赐良机,岂能错过!”

偌大的写字台上,剩下了陈学良一直埋头在写,只是身边没人围观,只好每写一张就喊过附近的一个人,说:“这张字是我写得最好的,本应该送博物馆收藏,算了,还是送你吧。”仿佛恩赐,又颇不舍。完了提醒一句:“一定收好,很值钱的!”

陈学良在所有的地方都极力模仿曹不兴,却远没有曹不兴那种像是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贵族范儿,越模仿越猥琐。

曹不兴把县长带来的那些书翻了一遍,都是自己的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各种版本都有,对县长说:“

难得你这样有心。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不可能的,曹老师宝刀不老……”

“我老吗?”

曹不兴盯一眼县长:“你今天是第二次说我老了。”

“不不,我是说我们都等着您的新作呢!记得您多次说过:您最想写也一定会是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呵呵,那些话我倒是说过。”

曹不兴笑笑,“不过我已经多年不写小说了。不想写了。没有意思。文人再有名也是弱者,谁也惹不起,就是全说好话,没被说到的人也会不高兴。文学早已一钱不值,我写一年小说,还赶不上我写一幅字的收入。”

“那不一样啊。”

县长崇敬地说。

“怎么不一样?金钱是价值最基本的度量衡。”曹不兴说。

“曹老师是开玩笑的。您不可能这么俗。”年轻的县长有点轴。

“俗?!”曹不兴陡然站起,“小伙子,我们不讨论了,好不好?你公务繁忙,辛苦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我们明天要走了,也得收拾收拾。”

说着,扬长而去。把猝不及防的县长和当地一班人撂在身后,瞠目结舌。

笔会几天来,韩昕是第一次看到讲究“贵族范儿”的曹不兴这样失态,也是第一次看到另一个比不讲究“贵族范儿”的人更不讲究“贵族范儿”的曹不兴。县长说的“曹老师年纪大了”、“宝刀不老”可能触犯了他对年龄的敏感,那句“您不可能这么俗”也许有一点欠分寸,但也不至于惹起这么大的火气。县长几乎把他当成了当代文学的泰斗,他有什么理由要糟蹋这样的尊重?那不是糟蹋他自己吗?糟蹋自己也就罢了,为什么要糟蹋文学?文学对不起他了吗?他以为他的毛笔字真那么值钱?没有文学,他哪来的名声;没有名声,谁会求他的“墨宝”?能把毛笔字写到他那样的水准,乡村过年写门联的老先生里有的是。

如果曹不兴的失态在这里就打住了,那韩昕的心情迟早会平静下来:上午姚舒对他的议论挺准确的,人上了年纪,喜怒无常,更年期综合症,不奇怪。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韩昕的想像。

他们住在宾馆的贵宾楼,离餐厅有一段距离。大家随曹不兴出了餐厅,走到林荫道环岛,忽然转到下山的方向。韩昕以为是笔会的安排,跟在后面问:“去哪?”

“去街子上看看。”

黑暗中有人应了一声。

“干吗?”

“去了就知道。”

韩昕犹犹豫豫,却又好奇。

街子在山下,远远的一片灯光。走近了才发现,两边的店铺都敞着门,但看不到几个人。一帮人正在街中心的小广场左右顾盼,忽然从一间门口挂着大红灯笼的店铺里跑出一帮女孩,团团围住他们,拉手的拉手,抱腰的抱腰,一片嗲声嗲气“大哥大哥”的乱叫。

韩昕吓了一跳,赶紧闪到一边。看着圈子中间的曹不兴很享受地“呵呵”笑着,一口气点了好几个女孩:“跟我走。”

一个奔六的人活出了二十岁的模样,撩起妹来,比许多年轻人还疯狂。

同来的几个都傻了眼,包括陈学良在内,低着头听任那些剩下的女孩纠缠,没一个有曹不兴的气魄。

韩昕当时的感觉是整条街子轰然坍塌。

黑暗中一个眼睛滚圆发亮的小男生忽然站在了面前,愣头愣脑问:“知道我舅舅吗?”

支线小机场人不多,他们又来得早了些。进了安检,男人们围住曹不兴,问他昨夜的战况。

“说说,那么一堆,怎么收拾的?”

略显疲惫的曹不兴含笑不语。

曹公最得意的就是自己的性能力。

似乎是曹不兴的义务发言人,陈学良神秘兮兮:“你们不知道,曹公从来不认为写作是他最大的成功,只能算是为成功铺的路。他最大的成功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性欲;最大的骄傲是他的性能力能够充分满足他的性欲。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女人!没有女人,这世界什么也不是。他失掉了太多可以拥有的女人和拥有女人的时间,要让每一分钟都得到补偿,把二十年的损失补回来!”

这也是贵族范儿吗?

韩昕努力隐忍着,终是没有忍住,“嚯”地站起来,拉起手提箱,走开。

这样的八卦,女作家们自然不便介入,都坐在过道的另一边。

姚舒是这边的中心:“我参加的采风无数,没少听他们骚扰妇女的风流事。名人也是人,何况曹老师这样的,这辈子够倒霉了,到这把年纪,想要找补,没什么不可以理解。”

蔡月霞悄没声地不知从哪走过来,挨着韩昕坐下。在这个笔会,她跟韩昕一样孤立:“

你刚才走开把曹老师惹不高兴了,他把你说得很难听。”蔡月霞鬼鬼祟祟。

“是吗?”韩昕眼睛看着前面。

“曹老师说,你只配在床下面给他的小姐们端尿盆。”蔡月霞声音小得像蚊子。

“难怪那边刚才一阵暴笑。”韩昕浑身的血一下冲到了脑门。

蔡月霞被他骤变的脸色吓坏了:“韩老师可别说我多嘴啊。”

韩昕咬紧牙关一声冷笑:“不会的,我有洁癖。”

事后,韩昕很庆幸自己生性的懦弱,使他避免了一次毫无意义的冲动。冷静下来,他觉得他当时的阿Q是对的:真要失去理智,只会把自己弄脏。对曹不兴他甚至有了一种怜悯:这个人没有爱过,也没有被爱过。他被自己的欲望剥夺得太彻底了,只剩了原始本能。他其实够惨的。

韩昕回到省里,还是去了朋友的广告公司。他再没有写小说,自然也再没有参加笔会。很多年后,他无聊的时候翻报纸,看到了悼念曹不兴的文章。其中陈学良的文章纯白描地记录了曹不兴最后的日子,没有虚夸,却最感人。

曹不兴死于癌症。医院确诊后,他拒绝治疗,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我要像贵族那样离开。一直到临终都坚持让人帮助他保持衣冠严整,面容修洁。

“永远的贵族范儿!”

陈学良的悼文最后说。他对曹不兴的五体投地是由衷的。为了维护逝者形象的完美,他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曹不兴最后的遗言是流着混浊的眼泪哽咽出来的。那句话是:“我最想写也一定会是最好的作品没有写出来。”